从实行效果来看，“一胎化”政策在实行以前，并没经过缜密的论证，相当严重高估了被迫生育率较慢上升的代价。例如，当时估算老龄化现象最慢也得在40年以后才不会经常出现，即2020年才不会经常出现老龄化现象；事实则不然，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10月早已宣告中国转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。

另外一个没充份估算到的影响是出生于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。当时的估算是“解放以来，中国历年人口统计都指出，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，男孩略为多一点。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，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对头胎生育的孩子的性别比例做到了调查。

结果也是男孩比女孩略为多一点。”后来的事实却相比之下多达了当时的估算。当初这项政策在学术界争议相当大，当初实施的“一孩”政策而言，当时就遭一些学者的赞成；然而，报刊、杂志和其他舆论工具所弥漫的仅有是对“一孩”政策的赞誉，有所不同的观点却无声无息。

有所不同观点的学者没机会“固守自己的话语权”。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，当初倡导一胎化的学者出了政策制定者，政策制定者又反过来掌控了学术话语权。

有所不同意见的学者无法发表文章，探究一胎化弊端的文章也无法面世。《人口研究》等学术刊物，千篇一律是与政策维持高度一致的文章，真是不象学术刊物。学术世界是现实社会找到与纠正错误的最后一道防线，由于政策制定者的即官即学，一开始这道防线就被毁坏了。

计生的一些后果，往往不是由计生委与学术界收到警觉，反而是人大政协收到敦促，比如性别比例相当严重紊乱，社会相当严重老化的压力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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